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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5日                                                                          Rusty Sir @ LTH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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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由加拿大陸軍第十一輕騎兵團第七營出任上尉的Grant S. Garneau撰寫的《皇家來福槍營在香港1941-1945》

2010年3月,筆者仍然是一名平凡的歷史老師。某天,一本由曾經在加拿大陸軍第十一輕騎兵團第七營出任上尉的Grant S. Garneau撰寫的《皇家來福槍營在香港(The Royal Rifles of Canada in Hong Kong)》的初版送抵筆者手中。翻開封面,內頁貼著一張印有紅底HK圓章的貼紙,寫上︰
Sidney A. Vale
Winnipeg Grenadiers
Sept 20/39
April 1/46
POW
筆者起初未有注意貼紙本身的含意,直至在香港戰役專家之一布東尼(Tony Banham)協助下,才得知這本舊書原本屬於一名曾經在香港作戰的加拿大軍人,他在2004年才剛過世。
一等兵維爾(Sidney A. Vale)來自加拿大明尼托巴省溫尼柏市的聖維托(St. Vital),1939年9月20日入伍,兵籍號碼H6479。就在不足三星期前,納粹德國向波蘭宣戰,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當時加拿大尚未從十年前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中復原,只擁有的常備正規兵力4,162人以及民兵51,000人,為了應付突如其來的戰爭,加拿大政府立即進行動員。對於在兩戰大戰期間出生與成長的新生代而言,他們的父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作出的犧牲、帶來的榮譽都是他們的學習榜樣。與維爾同為溫尼柏榴彈兵團第一營(後簡稱為「溫尼柏營」)的麥桐紐(George S. MacDonell)回憶道︰
「撰寫『在法蘭德斯平原上罌粟花迎風盛放、一排一排穿插在十字架之間』的是一名叫麥克雷(John McCrae)的加拿大軍醫。我們都知道那犧牲與榮譽並認為他們獲勝了。我們矢志要秉承我們的父輩在一戰法蘭德斯平原上的崇高榜樣。
自由、年輕、參軍、為加拿大披掛上陣堅決對抗納粹是令人興奮的事,你可以感受到愛國主義傳遍大地,那種盛況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麥桐鈕《一個士兵的故事1939-1945》)
溫尼柏營起初成軍時為機關槍營,在加拿大一直待命至1940年5月再被改編為步兵營,並在6月調往牙買加執行戍守任務,在1941年10月返抵加拿大。在海外駐守期間,溫尼柏營只能進行基本訓練,未有機會進行任何對空或使用迫擊砲的訓練。與加拿大皇家來福槍團第一營一樣,兩營士兵都被認為「因先前任務或缺乏訓練而不適合調動」。
1941年9月,隨著日美關係急轉直下,英國政府一方面試圖進一步加強與蘇聯、美國合作以向日本施壓,另一方面亦立即加強遠東防衛力量。英國政府要求加拿大政府派出一至兩營兵力以增強香港守軍力量,加拿大政府經過磋商後,決定應邀派出兩營加軍增援。由於加軍不希望妨礙建立加拿大師的進度,同時認為協防香港與早前的戍守任務類似,於是決定派出來福槍營與溫尼柏營遠赴香港。加軍注意到橫跨加拿大至香港的補給線異常脆弱,於是決定補足兩營的兵員與裝備,令兩營達到滿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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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文中所提及封面內頁的貼紙。而在圖中的HK紋章就是每一位守衛香港的加拿大士兵,他們的制服上都會看見的一個紅色圓形HK章,以代表他們為香港作出的貢獻及犧牲。

被編入營部的維爾與其他溫尼柏營士兵在10月25日離開溫尼柏,兩日後抵達溫哥華後立即登上運兵船艾華提亞(S.S. Awatea)。這批總數達1,972人的加拿大官兵,於28日早上離開港口城市維多利亞,踏上為期三星期的航程,在11月16日抵達香港。加軍抵港後被編入港島旅(Island Brigade),派駐港島南岸,加拿大援軍指揮官羅遜准將(Brig. J.K. Lawson)出任港島旅指揮官。維爾所屬的溫尼柏營營部設於灣仔峽。11月24日,香港守軍舉行大規模部署演習,測試守軍各部隊的部署,並在演習結束後預訂在一星期後(即12月8日)再進行旅級演習,測試兩旅指揮作業。
可惜在12月8日凌晨,守軍接獲日軍對美、英宣戰的消息,香港戰役正式開打。加軍在戰役初段,除了溫尼柏營D連一度被派往九龍協防之外,並未扮演重要角色。當大陸旅(Mainland Brigade)撤回港島後,守軍司令部決定將兵力分為東、西兩旅(East Infantry Brigade & West Infantry Brigade),羅遜轉任西旅指揮官。
12月18日晚上,日軍在北角、筲箕灣、愛秩序灣登陸,逐步向渣甸山、柏架山一帶推進。羅遜為了抵擋日軍進攻,不斷抽調西旅兵力前往港島東北增援。日軍憑藉數量優勢,陸續把守軍撃退,並進一步向黃泥涌峽推進。羅遜陣亡後不久,守軍發動大規模反攻,溫尼柏營、皇家蘇格蘭第二營(2nd Royal Scots Battalion)、第十四旁遮普團第二營(2/14 Punjab Regiment)、皇家海軍、皇家砲兵等不斷投入部隊反撃。溫尼柏營營部亦抽調人手組成X連參與反攻,沿布力徑從聶高遜山以南向黃泥涌峽進攻。
維爾在19至20日晚上的進攻中負傷,被送至寶雲道陸軍醫院。香港淪陷後,維爾被送往深水埗戰俘營,再於1942年1月22日被送到北角戰俘營,同年9月26日又再送回深水埗戰俘營。1944年4月29日被送往日本、於5月30日進入福島縣石城郡好間村上好間(即今日福島縣磐城市好間町上好間)仙台第2分所,在古河礦業的好間礦業所成為強制勞工,直至1945年9月9日被安排離開日本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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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這張相片是香港淪陷後,加拿大報導刊登有份出征香港的加軍相片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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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Sidney A. Vale 本人,這相片是該部隊團體照,約1939-1940年拍攝

戰爭不但摧毀了無數生命,戰爭殘酷亦折磨著生還者的一生。不少參與增援香港的加軍在戰後都出現急速衰老的症狀,大多只能活到五、六十歲左右。維爾在1979年接受《溫尼柏論壇報》訪問時,並不太願意回憶起戰爭的經歷。對他而言,人性善惡在戰爭的極端環境下盡顯無遺,有軍官自願獻出日軍支付的微薄生活費協助其他被俘士兵時,卻有軍官無視同袍的境況。入伍時擁有130磅的維爾,離開戰俘營時只有85磅,他回憶起有同袍曾經打算日後把冰箱放置在床邊,好讓所有喜歡的食物都在身旁。加拿大政府起初並不承認戰俘生活能夠為士兵帶來永久性創傷,直至1976年才在醫學報告的佐證下,才立法為仍然在世的1,130名加軍將士提供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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