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廣西、返回南京的甘霖，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窗、當時任職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同時在中央砲兵學校的政治教官下擔任書記的嚴登漢上校的介紹下，以中校身份成為中央砲兵學校的通訊教官。大約一年後，中日之間因為蘆溝橋事變而全面爆發衝突，甘霖亦被捲入戰火之中。蔣介石主動挑起淞滬會戰時，甘霖被派往上海的砲兵司令部，負責軍隊與砲兵之間的通訊，並監聽日本軍艦出雲號的無線電通訊。隨著上海、南京相繼失陷，砲兵學校由南京轉移至漢口，甘霖在南京失陷前從下關碼頭逃離南京，在安慶與早前被安置於此的家眷重聚後，經馬當、九江前往漢口。

 

抵達當地後不久，甘霖升任上校並成為第一通訊兵團技術官。為了躲避日軍轟炸，部隊被刻意分散在市郊各地，甘霖負責在常德的兵團司令部維修和研發通訊器材。日軍連陷九江、漢口後，開始對常德進行轟炸。甘霖奉命前往桂林購入軍需物資。在安排家人前往重慶後，他與部下抵達桂林並與當地軍官商議，在外匯缺乏的情況下，無視稅關禁令，開辟桂林—鎮南關—同登—河內—海防的走私路線，利用法幣現款，從香港輸入軍需物資。

 

不過，甘霖此時卻目睹了國軍軍官即使是國難當前，卻不忘一圖私利的心。當時駐河內的軍官利用政府的公帑，透過買賣股票黃金累積大量財富。他利用往來香港的走私路線，協助駐桂林的通訊總監從香港輸入各種日常用品，再從水路把貨物送往仰光、經滇緬公路送到他在重慶經營的百貨店銷售圖利。由於當時中國的工商業城市相繼落入敵手、日常用品供應大減，導致百物騰貴，兩人因此大發國難財。

 

就在此段期間，甘霖在香港遇上了父親的友人江亢虎。日軍為了成立由汪精衛為首的傀儡政權，視江亢虎為拉攏對象之一。江亢虎帶同甘霖在灣仔千歲花壇會見一名日本海軍代表，兩人隨即前往上海，與影佐幀昭陸軍大佐、須賀彥次郎海軍大佐會面。席間，江亢虎提出前往上海以外的日本領佔地及滿洲國參觀。須賀彥次郎為他們安排證件時，在證件上為甘霖易名「甘志遠」。

 

「甘志遠」與江亢虎先後參與青島、旅順、大連三地，再從大連經陸路前往新京。兩人本來打算與滿洲國皇帝溥儀會面，惟當時宮內大臣並未獲悉此事，連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板桓征四郎中將亦表示晉見溥儀必須得到日本天皇的裁可，故此未能成事。出乎意料地，宮內大臣袁金鎧事後對他們大吐苦水，直斥日本人操控所有實權，才會導致此等尷尬情形。袁金鎧說自己雖然是滿洲人，卻無改其華人的身份，並著他們在南方要盡力協助華人，別無他途。兩人之後又會見了國務總理張景惠，並經山海關返回天津，在北京會見江亢虎的叔父、前北京維新會會長江朝宗與已下野的吳佩孚。兩人離開北京後，取道漢口返回南京，完成了長達兩個月的旅行。

 

雖然江亢虎決定加入汪精衛的政府，但甘志遠卻矢言反對並決定返回香港。離開上海前，須賀彥次郎邀請甘志遠到其位於虹口公園附近的宿舍聚會，甘志遠對須賀開誠佈公，對日本企圖成立汪精衛政權的想法提出質疑，直指此舉根本無助於中日和談。須賀嘗試勸說甘志遠加入汪政權謀取官職，惟甘志遠仍舊堅持立場、斷言拒絕。須賀彥次郎最終向甘志遠坦言，自己作為海軍的中國方面專家，來華後接觸過不少華人青年後，亦認同甘志遠的想法，並寄望中日兩國最終能夠重返和平。

 

甘志遠從須賀彥次郎的身上，看到日本海軍軍人的涵養與相對廣闊的世界視野，反而對國軍軍官戰爭的嚴峻形勢下仍然不忘謀取私利的行為嗤之以鼻。雖然甘志遠在旅程中取得大量有關滿洲國、華北各政府要人的資料，如果他把這批資料交予中央政府，應該可以為他帶來不少回報，但甘志遠最後決定把資料轉交須賀彥次郎，畢竟當初甘志遠踏上這次旅程與蔣介石無任何關係。

 

兩人分別後，甘志遠再未有見過須賀彥次郎。1941年2月，須賀彥次郎與大角岑生海軍大將等人前往海南島時墜機身亡。後來，甘志遠得悉自己雖然與須賀只有數面之緣，但原來對方一直把自己視如己出，甚至曾經囑咐身邊的好人要對所有他視如己出的華人青年予以協助。甘志遠決定保留這個須賀彥次郎給予的名字，藉以緬懷這位「有教養的紳士」